豪门千金
8月28、29日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演了改编自莎剧《威尼斯商人》的粤剧《豪门千金》，它证实了广东人谨慎、务实、低调，却又百无禁忌的“大气概”。当我们还在写无数长篇大论、开无数的研讨会，讨论中国传统艺术转化的可能性时，广东人已经悄悄完成了一种可能。
随便去翻翻上海的文化类杂志报纸，就可以发现，上海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很多戏剧，有传统昆曲、苏州评弹，也有纯粹插科打诨的商业话剧，当然还有无数把自己和别人都搞得迷迷糊糊的先锋话剧。但大家聚在一起时，都会说最近没什么可看的。可能是大家现在对戏剧的刺激点都调得很高了，就像电影，面对日新月异的高科技特效，却再也没有了当年看《E.T.》的那个兴奋劲。
我就是在这样严重的“戏剧疲软症”之下，去看了《豪门千金》，又是在一个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，去看了一个我不是很熟悉的剧种—粤剧。其实让我鼓起勇气去看的主要原因，是对岭南文化的天然好感和粤语歌在我少年时代留下的强烈印迹。没料到这出有着大俗名字的粤剧，却给了我惊喜。
我一直觉得广东人谨慎务实，十分低调，却又有一种百无禁忌的大气概。《豪门千金》再一次证实了这一点。这出改编自莎士比亚名著《威尼斯商人》的剧目，没有去玩现在流行的“戏说”，而是基本忠实了原作，保持了原作的戏剧张力。在这个基础之上，又很好地体现了粤剧的传统美感，唱词隽永华丽，唱腔悠扬清亮。剧组还大胆邀请了上海京剧名角关栋天，来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李安东。让一个京剧演员来唱粤剧，这样的安排其实是要冒一定风险的，关栋天高亢的京腔很可能会破坏了粤剧的原汁原味。好在关先生有10年香港生活的经历，能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。从现场的情况来看，关先生的加盟带来的是一番别有韵致的感觉。
其实我最感兴趣的是他们这种改编方式，用中国传统的地方戏曲来重新演绎西方经典戏剧。改编后的戏曲把原来的威尼斯背景中国化，时间为清末民初，地点放在广州和澳门。广州和澳门都是清末民初的重要通商口岸，原剧要求的商业氛围和借贷关系，在这种地域和环境中都能完美地找到对应。另外，莎翁原剧作华丽婉转的气质，在《豪门千金》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，可以说和粤剧本身所具有的清丽细腻的特点颇为贴合。这种低调却又颇为有效的处理方式，其实是很值得借鉴的。
据说粤剧改编国外经典是一个传统，早在上世纪20年代后期，广州的粤剧票房受到电影的冲击，班主与艺人的收入一路下滑。代表粤剧主流的省港大班的班主和老倌们，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，想法扭转颓势。其中一个招数，就是这“拿来主义”。开戏师爷(即编剧)绞尽脑汁，把卖座的进口电影改编为粤剧剧本，或把世界名著加以粤剧化，一时使粤剧摆脱了题材狭窄陈旧的劣势。
一出出“洋为中用”的新戏就此推出，当时取材自外国电影的，有《璇宫艳史》、《贼王子》、《复活》、《野史情僧》、《无敌王孙》、《野花香》、《白金龙》、《胡不归》等，改编自外国名著的，则有《茶花女》、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、《黑奴吁天录》等。
这样的举动，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反而有些不可思议，会觉得是生搬硬套，很容易沦为不中不西、不伦不类的东西。但是恰恰是这个时候，广东人的百无禁忌便体现出来了，这个最早被撬开国门的地方，这个中西文化最早碰撞的地方，人们已经习惯了稀奇古怪的新鲜玩意，只要好玩都可以拿来试；这个远离皇城的地方，对文化传统最少禁忌，最少条条框框，只要观众能接受，怎么改都无所谓。这一点不仅在粤剧，在其他领域，比如当代艺术，也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比如阳江装修工头郑国谷，因玩转安迪·沃霍尔而横空出世；名门之女曹斐从录像玩到戏剧，从行为艺术玩到虚拟空间，成为最国际化的中国女艺术家……
广东人这种“习惯性消化”，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一种传统艺术现代化的方式。当我们还在写无数长篇大论、开无数研讨会，讨论中国传统艺术转化的可能性时，广东人已经悄悄地完成了一种又一种可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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